“三位一体”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
作者:王建平(长江大学党委书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可以说,党的二十大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安排、一体部署。2022年4月,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强省建设的意见》,支持长江大学等四所高校打造省属高水平大学。作为一所石油、农业、教育、医疗特色和优势鲜明的综合性大学,长江大学要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和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乘科教兴国、科教强省的东风,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不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三位一体”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
第一,要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着力教育和医疗“两个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地方综合性大学,长江大学要坚持“四个面向”,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把扎根基层、艰苦奋斗作为人才培养的鲜明特色,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高度,为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培养高素质人才,主动适应人民群众对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的需求,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强化学生动手能力和生命健康教育“两线贯通”,不断完善优化“育在长大”人才培养体系,努力培养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主战场上的主力军,为国家输送石油、农业、教育、医疗等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
第二,要在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中,聚焦能源和粮食“两个安全”。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确保能源安全。长江大学要紧紧围绕能源和粮食“两个安全”,以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为契机,以非常规油气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要粮食作物产业化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长江中游作物绿色高效生产部省共建重点实验室等平台为依托,扎根荆楚大地,主动服务湖北建设全国构建新格局先行区和荆州建设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联合石油、农业企业,开出问题清单,弘扬“带着干粮搞科研”的优秀传统,突破生产技术壁垒,布局科研大平台,培育大团队、大项目、大成果,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率先在能源革命、粮食生产领域取得标志性创新成果,为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第三,要在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中,融入“长江大保护”和“双碳”两个战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作为以母亲河长江命名的大学,长江大学要以推动绿色发展为主线,紧紧围绕长江大保护、碳达峰和碳中和“两个战略”,深入实施“长江人才计划”,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的第一标准,推进教师队伍的优化转型,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领域培育引进院士等高层次人才,做好战略性人才储备;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打造一批名师、大师,保障人民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在长江大保护和碳达峰、碳中和方面锻造一批高水平人才,形成一支规模合适、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努力把高校打造成各类人才的聚集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两个民生”着力人才培养,“两个安全”聚焦科技创新,“两个战略”引领教师队伍建设,三者有机联系、各有侧重、本质一致、目标一体,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在长江大学的生动实践,形成了推动高水平建设的强大合力。
立足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长江大学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序推进,构建起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教师队伍建设“三位一体”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以特色发展和融合发展推动内涵式发展,不断提升治理水平和办学效益,推进省属高水平大学建设,努力建成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无愧于新时代的新贡献。
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 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 贺劭清 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 摄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 摄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 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 摄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
游客参观秦兵马俑一号坑。张远 摄“仰韶文化西来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提出的。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中国的考古学资料有限。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发现中国不同地域文化是独立起源发展演化的,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尤其是史前时代,中华文明“西来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考古学对构建古史尤其是史前史的贡献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经过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丰富的出土文物,已证实中华民族的文明有着悠久的渊源,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有着清晰的独立起源发展脉络。(完)
受访者简介: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张浪 摄王建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通过对黄河流域史前人口的系统研究,揭示史前人口规模、人口自然结构等变化规律,认为史前人口变化、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